《悲惨岁月》连载十三

发表日期:2016年10月17日
作者:韦文德

第十四章 铤而走险

(一)

柳州一带各县,数柳江县农民善于砌石头起房子,搞建筑泥水工。有门道的生产队,就由一些会手艺的人自发组织成建筑队,找大队公社开个搞副业的证明,外出揽些建筑活干,得点钱给队里度过青黄不接的粮荒。这种现象是在1970年代才开始兴起的。一些不能取得合法资格外出搞副业的人,擅自冒着风险,自行结帮结伙外出做工的,一旦被发觉是“野马队”就会被取缔,就被抓到收容站里关押审查。

我于19711125日从家里出来时,居无定所,生活来源没有着落。身上仅有从家里带出来的11元钱以及二哥从贵州汇回二姐家给我结婚用的50元钱。我只能每天等到火车站里的站台上来车时,冒充旅客买那不要粮票的馒头,半饥半饱的应付着饥饿的肚子,很晚才敢回二姐家。当二姐问到吃饭没有时,总是自欺欺人的说是吃饱了。就这样维持了一个多月,身上就所剩无几了,我对这样的流浪生活,感到了渺茫甚至绝望。二姐家只能作为我穷途末路时的暂时投靠之所,不可能作为常住的地方。我若总是无所事事地在那里住着,街道上的居民委员会就会对我产生怀疑,或者向派出所报告。只要来盘查过问,我就无从应对而彻底暴露我的真实状况。我当初为争取这份自由而作的所有努力,将前功尽弃。而且以后将再难以到二姐家露面,也将会失去最后一个应急的投靠之所。

一个多月里,除了到该吃饭的时间就去火车站里买馒头吃外,其他时间就在街上转,还要尽量的回避工纠队的盘查。实在疲乏时,就到柳江浮桥头的江滨凉亭下坐一坐,或者到鱼峰山下找个地方躺一躺。经常在这些地方出没,也就开始留意到在这些地方活动的各种各样的人。从他们的行为举止和言语往来中,就发现了诸如“九八佬”的接头和交易的大致过程。“老起仔”们也喜欢每天来这些地方汇合,然后分头出去活动,到一定的时候,又回到这里聚集,交流和检讨他们当天的收获和失误。并进行分赃,或一起到饭店吃东西,共同庆祝他们的“成功”。那些“马武仔”也喜欢到这些地方来聚集,相互交流工程信息,或者组织、招揽人马。在这样的场合呆久了,也就认识了一些半生不熟的朋友,在这些朋友当中就有了各行各界的人员。我根据自己的条件,选择了适合于自己生存的道路,只有“马武界”一行。并终于有机会傍上了“马武队”的“船边”做点小工。由于我还没有技术,只能是做些拌灰浆搬砖头的工作,累死累活的一天下来,得个块把两块的工钱。一个月下来买粮票买米,剩不了几块钱,但是却可以在工地上留宿,不致于流落街头。

经过一段时间在“马武界”里混,对这个行当有了一定了解,也认识了不少“野马”的朋友,就可以随机加入他们的“马武队”。那些马武队都是到黑市里花几十块钱买一张证明,就可以合伙着去揽工做了。我当时虽然自己可以搞得证明,但是我却是不敢随意向人透露的,因为搞野马随时有可能被用工单位发觉,到时候追究起证明的来源,责任就落在我一个人的身上了。

“野马”有了生存的空间,农村里那些不甘于贫困和桎梏的人,也都纷纷的冒着风险,离家出来加入了“野马”队伍,因此,曾经一度在全广西形成一股“野马”风。当时的广西最高当局曾经在全广西范围,开展专项清理“单干副业”的运动,对“野马副业”进行严格的清理和打击。“野马队”揽工都是买来的证明,为了逃避打击,只能到外县外省远离证明上的单位所在地,接些小工程或者是私人的工做。我曾经到过鹿寨的江口小学,帮学校做过黑板;到过柳城凤山帮私人做过房子;到过柳城马山粮所建过办公室、宿舍;到宜山矮山中学建筑教室。做这些工程的工价很低,而且很难及时结账,工程没完工前,仅能以预支工程款来维持生活。在工程完工后,若是被查出是“野马队”,就只好四散奔逃唯恐不及,也就顾不得结账收钱了。有时,工程搞到半就已经被甲方发觉是“野马队”,但他们故作不知道,待工程完工后,要结账的时候,才有意的向你透露出这方面的消息,让你自己找机会逃走,并且希望你们跑得远远的,这份工钱也就可以落到他们自己个人的腰包里了。基于这方面的顾虑,我们在一个地方做完一个工程,就不敢继续在当地接工程,怕夜长梦多,只能像是打游击一样,打一枪又换一地方。以这种方式熬过了近一年时间,也没攒下几个钱,仍然是有上顿没下顿的,疲于奔命的东躲西藏,惶惶不可终日。

1972年的4月份,阿建认识的工头老覃,以百朋公社一个副业队的名义在鹿寨中渡接了一个英山火车站的站房工程,工程量不小,可以做半年以上,需要人,我们就跟着去了。那个百朋副业队是个正宗的副业队,但是那些正宗的队员没有门路,有证明接不到工程。老覃是老江湖老“野马”了,就以他们副业队的名义和证明,去接下了工程,当起了工头。在这个工程里,我第一次在阿建的鼓励和指点下,当上了师傅,做起了砌工。老覃从柳州带来两个女人当小工,还在中渡街上请来三个刚毕业的女生来做小工。老覃做工头,要跑材料等等这样那样的杂务,参加做工的时间就少了。那些副业队的正宗队员们就有些心理不平衡,认为这个工程是以他们的名义,他们的证明接的工程。当初认可老覃以队长名义来接工程,是因为他们有证明也找不到工做。现在工程已接了下来,就想过河拆桥,开始对老覃不满,以老覃贪污工程款为由,向中渡派出所点水(举报)说老覃是野马人员,是冒充他们副业队的。老覃被派出所抓了起来,并在副业队里进行批斗。我和阿建原来就知道他们一直对我们几个人不满,特别是对我,他们见我没有技术,是边做边学的,又误认为我和阿建一样是城市人,不是做工的人,在借着他们的招牌占他们的便宜。早就想赶我们走。当我们得知他们已经点了老覃的水这一消息时,慌忙捡起行李就溜回了柳州。辛辛苦苦白做了一个月的工,除了得吃几餐饭外,应该得的工钱分文没有拿到,就都留给他们副业队了。这个时候又正值广西到处都在清查“野马”副业,“野马队”在广西的生存条件更为恶劣了,我和阿建就决定出省到贵州去投靠朋友。

阿建是柳州市人,家里有一个老母亲在饮食店上班,两个弟弟未成年。他本来是被赶下乡插队的,但他赖着不去。一方面为了逃避街道找麻烦,一方面也要找生活,也就加入了“马武”的队列,且已经把这行手艺学得娴熟并可独当一面了。他年纪与我相当,但我的这行技术却是跟他学的。有时找不到事做无处可去时,也可以在他家里混几天吃住,他母亲也很看得开。他两个兄弟在当地街道上,各有一帮“牛鬼仔”的“三朋四友”罩着,我们在这一带进出也少了许多麻烦。阿建是我流浪生活中,在柳州结识的一个可谓莫逆之交的朋友,共同有过许多苦难的经历。但是他有点贪酒,他可以成天的蹲在桌边转来转去的喝一天的酒,吹一天的牛。

阿建的父亲早几年在贫病交加的情况下撒手人寰,抛下他们三兄弟跟着老母亲。他当时才十四岁多,大弟十一岁,小弟才不足八岁,他才刚准备上柳州六中读初中,文化大革命运动就开始了。自此三兄弟就不得不全都掇学在家,靠着母亲一个月三十元不到的工资生活。直到武斗停止后的1969年,没有上过一天中学的他也算是初中毕业了。跟着就是上山下乡。他以两个弟弟还要上学读书,需要他帮助母亲照顾弟弟为由,拒绝上山下乡。于是街委会威胁要对他采取强制措施,撤销他的城市户口,押送下乡。他就东躲西藏着不回家。直到风头过了才敢露面,街委会也拿他没有办法。两个弟弟在学校恢复上课时,一则在社会上混了两年,把心玩野了,二则家境贫寒,也都无心读书,三兄弟就都成了社会的浪荡儿了。阿建一方面要负起管教弟弟的责任,一方面也要帮助母亲担起些许生活的责任,对世道对前途变得渺茫失望,心情苦闷时用自己卖苦力挣的一点钱来借酒消愁,一喝起来就不想停下来,就这样养成了贪酒的恶习。后来在国家政策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可施展他的聪明才智的时候,去新兴农场与朋友喝了一天的酒,在回家的路上,踉跄着摔到路边的鱼塘里,就再也起不来了。那是一九九六年以后的事了,他还不到五十岁。实在可惜。 

(二)

桢芳在“文革”的武斗期间,和三哥他们就在贵州贵定一带做着泥水工,当时三哥被抓回来时,他趁机逃过了清查,当时没有被抓回来,侥幸的逃过了“十二级台风”的生死一劫。武斗过后自己回来了,还是受不了那种抬不起头的耻辱生活,又和几个朋友结伴,用假证明又到贵州原来呆过的都匀郊区新民乡帮私人做房子。我和阿建便到那里找到了他和斗文两人。

斗文也是二哥三哥他们的朋友。文革时他们一帮成年的,读过初中高中的青年人,自认为有一定知识,他们对文化大革命有着不同于当时代常规的见解,他们没有参加到两派组织中去,而是自己成立了一个“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在一起共同学习、研究马列主义理论,以马列主义理论为依据,来审视时下所推行的政策,和人民的生活现状。他们没有公开进行任何的活动,只局限于在小组内部共同学习和讨论。但是从他们的成员的家庭出身,和他们所议论的问题,他们知道他们这样的组织,是不能见容于那个时代的。所以在“阶级斗争的十二级台风”还没有刮起来前,在两派出现武斗的无法无天的状况下,他就选择了到贵州一带做工,而回避了派性的争斗。事实证明,他们的选择是明智的,否则他们绝对逃脱不了“十二级台风”的血腥屠戮而全体覆没。他们几个人就是以这种方式,坚持到其后的“四人帮”倒台,才敢自己回到家中。不可否认,由于他们的明智选择,也为我们这类参加了派性组织,且在派性斗争中失势的人,找到了一个在政治夹缝中生存的空间。使我们能从中受到启发,能在“七.三”布告刚下达的风口上选择了逃窜,而免受“贫下中农专政”的屠戮,保下了大多数人的生命。

由于他们的出现,给贵州贵定、都匀一带带来了就地取材,用石头砌筑房屋的技术,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地原来的住房建筑风格,以及房屋的结构。我们找到他们时,他们正在做的一间私房已经快完工了,做完这个工程,暂时还没有找到新的工程,所以我们就暂时和他们做完这个工程,得了一点工钱做路费,给阿建一个人先行到贵定县昌明区找到了作熙和仕寒两人。阿建找到他们两人后再回到都匀,对我说,作熙他们正接得贵定县平伐区一个小学的工程,也需要人手。我们两个人就离开桢芳他们到贵定去了。

作熙他们接得工程的那个小学,是在云雾山中的原始林区里,没有公路到达。我和阿建在昌明下了班车,草草的吃了一点东西,就匆匆忙忙的向云雾山的深处赶去,还有几十里的山路,如果在天黑前赶不到,就会在原始森林中迷路,后果是可怕的。我们一路上几乎是慢跑似的急追紧赶,当时又正值深秋季节,天阴沉沉的,在原始森林里浓雾弥漫,十米外看不清路径,辨不出东南西北。好在之前阿建跟他们走过,就凭着那模糊的一点记忆,摸索着前行,终于在傍晚时分赶到那隐没在密林中的,只有孤零零几间互不关联,各自孑然独立的,屋面盖着杉树皮的板屋的所谓村子。这就是当时的一个大队所在地。那小学的工地,就在一片杂草丛生的林间挖出的一块平地上。我们在工地上见到了作熙他们。

我们以为在这深山老林中,天高皇帝远的,不用担心查户口,可以安心做着工。我想,如果能这样呆在这里,过着没有爱情,没有婚姻,没有家庭的原始的生活,像电影《芦笙恋歌》里的男主人公一样,我毫无怨言。如果真能这样,我愿意以原始的生活方式,终老在这与世隔绝的原始密林中,让我这个人,这个名字永远的在那只能给我耻辱的社会里消失。我幻想着在这原始密林中,没有压迫,没有诬陷,没有恐惧,没有耻辱。

然而我的幻想被残酷的现实击得粉碎。这里毕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贵州省贵定县云雾区的一个大队所在地。不曾想,我们正想以本地人所没有的才艺,用这山里的石头,在这里砌筑起与本地人传统的木板屋风格迥异的,坚实牢固的石头校舍和教室,以促进和引领当地人改变他们传统的居住习惯,却勿略了这山里人与山外人所共同拥有的贫穷,以及与山外人所同样受到的政治思想的灌输。作熙从村上的好心人口中得到消息,说是区里对我们的身份已经产生了怀疑,这两天就可能要下来调查。得到这个消息,令我们瞠目结舌。在这样原始的深山老林里,都没有我们可以生存的地方,哪里才有我们的出路?我们不得不筹划着如何在他们还没下来查证之前,先向学校借支一点生活费,然后逃离这里。

我和阿建两个人从工程预支款中,才分得了五十块钱。晚上在村里买了两只鸡,两斤包谷酒,边吃着就边商量:工程只做了小部分,我们如果明说要走,有可能就会被当场扣起来,我们商定只有在半夜里悄悄的走。我们四个人中,只有阿建能喝酒,我早就吃饱了,阿建却还在慢慢的呷着酒,我只好等他喝够了,才一起回到村中住家去,把衣服等东西捡好,也不洗脸洗脚就和衣而卧,躺在楼板铺就的床上等着时间。

约到半夜两点钟左右,也不知是什么原因,村里的狗总在不停的吠着,我一夜都忐忑不安睡不着觉,只听作熙摸索着起来了,也不让点灯,他边催我们起来,边提起捡好的行李包就下楼去了,由于阿建喝了酒,已经模模糊糊的睡着了,所以我们起来时他还没醒。等我把他叫起来时,作熙他们已到了楼下,我和阿建赶到楼下,已经没有了他们的踪影。村里的狗叫得越来越凶,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们也不敢喊他们。只好和阿建仍然凭着他模糊的记忆,摸索着向村外深一脚浅一脚,慌张的小跑而去。

出到村外仍然找不到他们。阿建说他们可能甩下我们不管了,我们只能是自己找路出去了。我们这次走的不是我们来时的路,阿建说这条路相对较远些,但少一点深山密林。

(三)

村外山间浓雾弥漫中夹着濛濛细雨,飘洒在脸上冰凉冰凉的,让人感到窒息,加上心中害怕,两个人都止不住的浑身打着哆嗦。在山野丛林中举目四顾,四周漆黑一片,分不清东南西北,不知向何处走。终于离村子越来越远,听不到村中的狗吠声了,也走出那一片古木参天的老林子了。来到一个相对开阔的谷地中,雾没有那么浓那么重,脸上仍然飘洒着似雨似雾的冰凉的雨丝,从头顶上可以透过沉沉的夜幕,隐约看得见一片漆黑迷朦的夜空。我们正想站住脚步,稍稍喘息镇定一下恐慌的情绪,不料此时却从右前方的密林深处传来了两声震人耳膜的啸声,那啸声就像我们在电影《林海雪原》中,所听到的那虎啸声一模一样,在山谷密林中久久回荡,惊得我们一身的寒毛倒竖,膝盖发软,腮帮儿不由自主的颤慄不已。这云雾山区可是实实在在的原始森林区,其间野生的虎豹熊狼等猛兽,随时都有可能出现。我们无法抑制住突突的心跳,异口同声颤抖地提醒对方快跑。我一直跟在阿建的后面,阿建在前面急急的跑着。不知是因为他穿着塑料底的力士布鞋脚下滑,还是因为害怕得腿发了软,没跑几步就连续着跌了几跤,跌了也不敢吱声,爬起来又跑。跑过那一片山谷,前面又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树影婆娑的叠嶂的山峦,刚才还混杂在那迷朦的山岚中纷纷洒洒的细雨,已经被凄厉的北风吹散,耳边呼啸着此起彼伏的林涛。视线显得比原来开阔些了,可以模糊的看到脚下是一条山路向前延伸,蜿蜒向上。我们向山上爬去,走在一条左边是深谷,右边是陡峭的山峰的羊肠小路上。那路上石块横陈,崎岖坎坷,荆棘挡道。走在前面的阿建总是显得跌跌撞撞,不知仆倒在路边多少次,也不当回事儿。就在快翻过一个山坳时,他却在我前面不到五步路远的地方一脚踏空,向左边深谷仆落下去,好在滚下沟边二三米处被一丛荆棘树丛挡住,没有落到谷底,我仆在路边抓住树兜才把他拉上来,没有什么大碍,便又继续赶路了。

到了坳上,眼界更为开阔,向后可以看到山脚,向前也可以看得见前面起伏的连绵的山峦,我们终于松了一口气。我们正估摸着作熙他们两人眼下不知怎样时,后面山脚下忽然闪烁着一溜火光。我们还以为是作熙他们打着火把赶路。仔细一看,沿着我们的来路上,一个接着一个,共有四点火光在闪烁着,向我们来的方向游动。我们突然害怕地猜测起来:作熙他们两个人绝不可能点着四个火把,一定是村里人追我们来了?于是我便拉着阿建向路边山上爬去,在远离路边二三十米的树丛中仆伏着,让那些打着火把的人先上来看个究竟再说。待他们上到我们仆伏处下面路上时,我借着他们的火光,看清了他们一共是六个人,听他们的议论知道就是来追我们的,只听得一个人说“恐怕他们早就出山去了”。我们伏着不敢弄出声响,准备让他们过去,走远了我们再出来。刚刚过去的那一溜火光走到前面坳口时,又往回走来了。他们从我们眼前走过,慢慢的向山下而去,不似来时那么匆匆了。也没有听到他们说些什么。我们的心终于再一次放了下来。 

看着他们一溜火光已经到了坳底,我们才从山上下来,继续向前走去。待我们再翻过一个山坳时,开始慢慢的露出了一点天光,路也好走起来了。尽管还是丛山密林之中的山路,但已是过了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不再是在黑暗中那样的跌跌撞撞了。一路上仍然是上山下山,没有村庄没有人烟,走着走着也不知道个时间。当我们感觉到天已经大亮时,才看清了我们正走在一条左边是高山密林,右边是深谷的山道上。那弥漫在山谷间的浓雾正慢慢升腾缥缈,到山巅林稍聚集成一朵朵淡淡的白云,从山那边的天际,渐渐地由鱼肚白继而曙光微露。透过云隙的曙光,柔柔地洒向残雾迷朦的山谷。那光越来越亮地和雾交织揉合成七彩的晨曦,向那枯枝败叶所无法掩隐的,苍翠欲滴的山谷林间照来。此时身处在缥缈的晨曦中,犹如身上披着七彩的轻纱一样灵动飘逸,恍如置身仙境。睁开之前还习惯于黑暗的双眼,迎着东方向山那边眺望,那耀眼的光芒,在山巅树梢和云朵间,幻化成一圈一圈闪烁的光环,让人感觉如身临佛光普照下的仙境般温馨惬意。经过整整一个晚上在凄风冷雨和黑暗中亡命的奔突,饱受了拂之不去的恐惧和饥寒过后,终于迎来了晨曦妙曼的早晨,紧张的情绪、一身的疲累得到了松弛。呼吸着这山谷间清新的空气,聆听着从沉睡中苏醒的大自然的生命气息,尘世间的烦恼也随之变得缥缈虚无。当我们踏着蜿蜒而上的山道,来到半山腰的一个坡峦上,有一片略显平缓的岗峦,一眼看不到头的密林中古树参天。在那藤蔓缠绕、枝叶交错间,一缕缕的薄雾飘拂着,随着那袅袅炊烟向那树梢天际升腾幻化。在那炊烟袅袅处,有一间孤零零的廊柱古朴的瓦屋,犹似一处幽雅的道观,我们禁不住好奇地驻足观望。只见一条小径,曲曲弯弯地从林外蜿蜒伸向那密林间的小屋,我们正好就驻足于这条曲径在山谷边的尽头。注目间,一个身着长袍的老者,正从那林中的小屋向我们走来。到了近处,只见那老者头上盘绕着蓝靛浸染的土布头巾,目光慈善,面容清癯,颌下髯鬚飘飘,左手拄着一根齐人高的古藤拐杖,那杖头屈曲盘绕形如龙蛇。右手臂上托着一只飞禽,快到林外山谷边时,只见他略抬一抬手臂,那臂上的飞禽便扑喇喇振翅而起,嘠嘠叫着向谷底飞去。原来是只鸭子。我们向那鸭子飞落的地方望去,看到原来被浓雾掩隐的谷底,有几块收过稻子的梯形水田。我们正待回过神来,想跟那老者打声招呼,搭讪几句,不想眨眼间,却已不见了那老者的踪影,使我们更加觉得奇怪,更增加了我们对那深山密林中的独屋、老人、拐杖、鸭子的好奇。我们两个人互问互答着猜测:莫非那真是一处道观?那老人是个得道的隐士?那鸭子也是经过修炼的神禽?我跟阿建认真的提议道:“我们进去看看,如果真是道观,我们就拜他为师,央求他收我们为徒算了,省得我们再这样不知何时是头的亡命流浪。”也许是因为阿建自己虽然出来流浪,但他毕竟还有个可以回头的家,或许他考虑得更现实一点,他说:“就算是道观,这种年头,那老道自己还自身难保,他还敢收留我们这种来历不明的人吗?”我想想倒也是这个道理,多少的名山古刹尚被当“四旧”破掉,多少修行成道的和尚、道士、尼姑被迫还俗,四处漂泊,无家可归,谁还敢收徒?这里就算原来是道观,那老道恐怕已是被迫还俗了吧?我大概是因为对这种四处漂零无以为归的挣扎,已经感到绝望和厌烦,急于找个喘息之地、皈依之所,才冒出了这样一个不切实际的出家的念头来。一阵山间清凉的晨风拂过脸颊,把我从暇想中拉回到饥饿、寒冷、恐惧的现实中,我们不得不沮丧地,继续迈着疲惫不堪的步伐,向山外走去。

(四)             

我们连夜从云雾山中逃出来,到昌明后,正好赶上有惠水经昌明到都匀的班车,没有等到和作熙他们汇合,就直接上车赶往都匀。在都匀转上当天晚上从贵阳到柳州的404次火车,第二天中午回到了柳州。

柳州的“野马”经过一段时间的整顿后,“野马风潮”基本上刹住了,堵住了农村劳动力的外流,建设单位招用农村副业队的条件更严格.“野马”们更难找到工作。我们原来赖以生存的,原来认为比较稳妥的唯一门路被堵死了。

我从贵州回来所剩的钱不多,仅能以混进火车站买那不要粮票的馒头,作为一日两餐的饭食,无所事事,躲躲藏藏的混着日子。每天漫无目的的在市里转来转去,希冀闯彩能遇着什么朋友或“贵人”,找到一条生活的出路。走累了或者百无聊赖时,就到鱼峰山下或桥头江滨一带坐一坐,或者在石凳、石板上、草地上躺着,等着时间到火车站买馒头。

在漫无目的的等待中,在二姐家收到了二哥从贵州黎平来的一封信,信中询问我的情况。关于我去柳城上门没有去成的事,之前我已经给二哥去过信告知他,所以他担心我在外面流浪,担心我能否在当时那种境况下平安的生存下来。二哥对我的关心总是胜过我对他的关心。我心里总认为他比我年长,且读的书比我多,对生活的适应能力应当比我强,所以我平时也就不过多的为他担忧,而只是考虑我自己的事,有时想起这些,总觉得自己自私,对二哥缺少点兄弟情份。

其实像母亲及大姐她们心里想的一样,我对于社会环境和生活的适应能力要比二哥强。至少在当时那种境况下,我自己可以弄个假证明之类的事不用求人。再方面,我学个泥水建筑,木工、油漆等技术和做生意的门路,总是能一学就会的。有了这么一些生存技能,就可以走南闯北的应付得了查户口、住旅社及混碗饭吃的问题。但二哥由于年龄以及肢体上的缺陷,加上不善于适应不同的环境,他的身上总是表现出一种文人的迂腐和呆板的劲儿,不分场合,不分环境的,死守着人性道德的底线,表现得与他的现实极不合拍,反而容易让人对他的身份产生怀疑。在他的流浪生活中,由于他的不善于伪装,而屡遭民兵和派出所盘查和拘押。也正为此,他原来打算到那些偏远闭塞的深山老林中,找个尚未开化的女子上门的计划都难以实现。人们都认为像他这样的年纪,且能侃侃而谈似有很多文化的人,要到那样的地方上门必定有不可思议的,不便言传的秘密。

二哥信中说,他们在黎平中潮一带山中,倒是有锯不完的木头,但是工钱极低,也只是仅能维持生存,无法攒得下钱。上次给我结婚而汇的50元钱还是几个人凑出来的。但那里的人比较朴实,在那里还不致于被民兵怀疑和追问,混日子还是相对安全些。他信中告诉我,如果没有地方可去,就到黎平中潮和他们一起混。信中还说,贵州到处受旱,粮食很紧张,那里大米很贵,去时顺便带些全国粮票,可以多带点,到那里卖粮票也可以赚钱的。

我考虑着,到那里做工,既不能赚钱,就不是长久之计,买卖粮票倒是一条生意的路子,如果有条件带些粮票去卖,也顺便可以看看二哥他们。

买卖粮票是严重的投机倒把行为,这个罪名是非同寻常的,要冒极大的风险,万一失手,有可能被判刑劳改,人财两空。另外,就是不怕风险,也还要有本钱,当时柳州黑市的全国粮票也要一元多一斤,这么远的路,跑一趟至少也得带个百把两百斤粮票,扣除路费成本,才能赚到一点钱。这样得有二、三百元的本钱才能做得起这门生意。以我当时的境况,二、三百元对于我是天文数字,从何筹集?只能望洋兴叹、坐待机缘了。

我在渺茫中听天由命的混着日子,无意中在鱼峰山下遇到了刚从家里出来的阿孝。

阿孝是二哥的高中同学,也是要好的朋友,他家住在县城里,当年我们在“七.三”布告刚下达时的四窜奔逃,就是靠他帮找的证明,才得以买车票逃生的。阿孝人很聪明,画得一手好画,写得一手好字,且很义气,肯帮人,在朋友中普遍受到尊崇和爱戴。

这个时候遇上他,两个人一见如故,都真有点喜出望外。他说,他早就从朋友们当中得知,我以上门为理由离家出走的消息,有很多与我们同命运的朋友也都纷纷效仿。以同样的理由和方式,真的出去上门或出来流浪,逃离那生活上的贫困和政治上的桎梏。他也是刚刚以这种理由从家出来的,正在筹谋着以什么作为生存的手段。说到二哥信中所提的门路,他认为可行,并且也可以筹得二、三百元的本钱,去试一试,如果顺利,所赚得的利润还是可以维持得两个人的生活的。他也说,搞这一行,风险很大,但是现在连“野马工”都没有得做,为了生存也只能铤而走险了。再者,我们这样来来去去,大部分时间是在旅途中的车上,也不用担心老呆在一个地方要防着查户口。

记得以前阿孝在武斗逃亡时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人生的道路总是这样的:一个希望破灭了,新的希望又在孕育着,天无绝人之路,尽管在你前进的路上充满着荆棘和坎坷,只要自己坚持前行,就没有跨不过去的坎”。我又从绝望中有了新的希望。

在筹备这桩生意的过程中,阿孝无意中遇到他一个也是与我们同命运的、从来宾出来的朋友小何。小何也是因为家庭成分的缘故,从家里出走来到柳州,以养病为由寄住在汽车厂他姐姐家中。因为社交不广,找不到生活门路,无所事事。靠在厂里做技术员的姐夫和做工人的姐姐那微薄的工资养着。我们跟他到他姐家里,他对他姐说了我们的情况,他姐很希望我们能带着他出去闯一闯,她宁愿资助他一点本钱。大家出于同病相怜,我们也就欣然同意带他一起去闯。

有了小何的参与,又增加了一点经济实力,我们很快通过黑市的“九八佬”找到了粮票的进货渠道,买了400斤全国粮票,登上了去贵阳的火车到都匀,换上都匀到凯里的班车。到凯里后转上凯里到雷山的班车。我们之所以要先到雷山,是因为阿孝认得雷山的一个朋友,从凯里去黎平路经雷山,就顺路到雷山看望一下那个朋友,希冀能探得一些生意门道。到了雷山,在那朋友家住了一个晚上,也没有敢对他说我们带有粮票来卖,只是试探性的跟他聊到这方面的生意。他说他们那里很穷,既缺粮更缺钱,没有人有钱买得起粮票和米。但是他说他们那里的人爱打猎,有猎枪的人多,猎枪用的火药碣子在那里很缺。听说湖南长沙有生产,一张纸药碣子一角多钱,到他们那里可以卖一分钱一粒,一张有一百粒,就能卖一元钱,利润还是不小的。我们第二天告别他后,把他提供的这个讯息记在了心中,搭上到黎平的班车。快下午时到了榕江县与黎平县之间的茅贡路段,在一个没有站的地方下了车。

这里是黔东南地区,东与湖南接壤、南与广西毗邻,是三省交界的云贵高原的东南缘,气候相对温和。这里的自然环境和贵定云雾山区有所不同,虽然都是原始森林,但这里却不像云雾山那样荒凉僻静和人烟稀少,高山密林间,随处可见一片片梯田和畲地。按照二哥信上的指点,我们离开公路,沿着一条羊肠小路,时而跨过一个个流水淙淙的山涧,一片片泛着清新嫩绿的梯田,不时还能看到在田中劳作的成群结队的,穿着少数民族服饰的妇女们,并不怯生的,注视着我们三个不同于本地人仪表和神态的行人的经过。来这里之前,曾听人们传说,这一带地方的妇女,有在田间赤身劳作的习惯,我们既担心会遇上这种尴尬的场面,但心里又想能亲身见识一下,这种传奇的少数民族的生活现象。我们走了约一二十里山路,走到一处地势稍显平缓的坝子上。坝子周边山高林密,古树婆娑。一个木楼错落、竹林摇曳、风景别致的村寨座落其间。一条水流清澈的小溪穿寨而来,汩汩流向寨前梯田之中。层层级级的梯田连绵而下,约有两里路程。此时正值春夏之交,立于寨前往下俯视,田间禾苗茂密青翠。好一幅田园风光。身临其境,让人心情舒畅。我们沿着溪边的村道,找到座落在村寨中央的老吴家中,见到了二哥他们。

老吴可算是这一带见过世面的人,他们这里都是苗族,他老婆长得娇小玲珑,眉清目秀,穿着一身地道的民族服饰,一脸妩媚而大方的浅笑,具有在电影中都难得一见的,极具民族特色的美少妇神韵,从她的身上看到了当地少数民族女子美丽纯朴的乡野气质。而老吴本人的外表穿着,却与我们这些所谓大地方来的人并无二致,和我们的相处也极为融洽。这也许和当年红军长征经过这里时所传播的文明有关。

我们在这里停留的几天里,这里的人,这里的山水村寨,对于具有绘画爱好的阿孝来说,是难得的素材。阿孝不失时机的用纸笔龙飞凤舞般描下这里婆娑葱茏的千年古树;晨雾渺漫、炊烟袅袅的苗家村寨;那木楼窗外咿吖摇曳的苍翠竹林;那晨曦初现、露滴如珠、绿叶挂泪、蛙声呱呱、鸟鸣啾啾的山村田园景致。令阿孝如饥似渴,如痴如醉。阿孝为老吴他老婆所描画的人物肖像更是惟妙惟肖,几乎连她那银铃般的笑声都犹如跃然纸上。他的绘画技巧,让难得一见的村人们叹为观止,特别让老吴夫妇俩五体投地的佩服,也让我们所有同伴都大沾其光,倍受村人们的敬重。阿孝会绘画的事倾刻间在山村里传遍,一村子的男男女女都来找阿孝画像。这样一来,在我们倍受村人欢迎的背后,我们的身份,就不禁引起村人们的好奇与猜测。在那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年代里,我们的仪表和谈吐,以及才艺和知识,都与我们的现实处境不相协调,足以构成那些生活在相对闭塞的,少数民族村寨中的人们心目中的传奇。不可避免的,让一些自认为具有政治觉悟的人们产生了怀疑。我们在村里呆的几天时间里,就不时隐约传出了一些对我们的质疑的话:“他们这帮人相貌非凡,多才多艺,为什么到我们这种深山老林里来做这种苦活?”这样的质疑给我们带来几分担忧和警觉。因为这些原因,在我和阿孝、小何离开后,对继续留下来的二哥他们多少留下一些后遗症。他们不得不编造一些尚能自圆其说的故事来,应付村民们不时向他们提出的问题。并最终为了安全起见而不得不换了地方。

我们在村里的几天里,二哥他们出去为我们活动,找门路销粮票,到第四天早上,我们给老吴家留下一些粮票,作为我们几天的食宿费用,跟着二哥,翻过村背的大山,一路沿着密林间的山路,赶到地势相对开阔平坦的孟彦去。在距孟彦三四里路程的一个村子里,借宿在二哥认的一个干姐的家中。最终在孟彦街的圩日才把粮票销完。

就这么一点粮票,就多经周折,才这里销几十,那里销几十的总算销完了。过程中还险些发生意外,好在我们及时觉察,才幸免了节外生枝。

那是在孟彦街上,二哥遇见了一个他们曾经在寨蒿做工时认识的人,当初他们到过寨蒿做工,因为受到怀疑而被当地大队拮问过,他们害怕了,就像我们在云雾山里一样,连做工的工钱都不敢要,就赶忙逃离那里。这次在孟彦街上遇到的,正好是当时他们在寨蒿做工时的主家。他曾告诉二哥,当初民兵正打算到晚上来查夜时,把他们抓到公社去,全靠他们跑得快。我们分析着:也许是他怕二哥他们又回去找他要工钱,就故弄玄虚来吓唬我们。但不管怎样,都得警惕他就近到孟彦公社报告,那对我们将是极为不利的。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反正粮票已经销完,便决定及时离开这里到黎平县城去。

(五)

到了黎平后,我们就商量下一步的行动,我们认为,这400斤粮票零敲碎打的,虽然总算销完了,但投入的人力时间精力太大了,得不偿失,无利可图。这粮票生意在这里是做不成了的,决定还是回柳州去另找出路。二哥提议我们这次就不走来时的原路回去了,应该从黎平乘去从江的班车,到贯洞下车,走路到八洛后乘船,沿都柳江顺流而下,到广西三江县的富禄古镇上岸。第二天再赶到三江县城古宜,转车回柳州。

第二天,我们与二哥告别,二哥仍回到茅贡老吴家。我们就按二哥指点的路线,在贯洞下车,走路到了八洛江边,乘上从八洛到富禄的小木船,顺江而下。到了富禄街上,找了个供销社办的小客栈,用我们所带的证明登记住下来。

小何说他有一个朋友就住在富禄街上,且有他的地址,难得到这地方来一次,就一道上那个朋友家登门拜访。那朋友家正好就在这客栈不远的街对面,没几步路就到了。三江县这里都是侗族人,极热情好客,那朋友见有远方客来,甚为喜悦,诚恳邀请我们留下吃晚饭,盛情难却,小何便应允留下吃饭。那朋友以侗族人最高的待客礼遇,把家中常年腌制的酸肉酸鱼来招待我们。那酸肉酸鱼本来是从酸坛里捞出来不用煮就可以生吃的,但那朋友也是出过远门的人,理解不同民族有不同生活习惯,怕我们吃不惯那酸肉酸鱼,就拿来煮熟了招待我们,结果是弄巧成拙,那煮熟的鱼、肉吃在嘴里就像是陈年的老棉胎似的,怎么嚼都嚼不烂,极难下咽。为了不致拂了主人的盛情,只好强咽下去。尽管这一顿饭我们没有吃出味道来,但我们却体会了主人的诚恳好客,感动至深。饱餐之后,一再向主人表示了感激之情后,告辞而回客栈。

让我们始料未及的是,我们这一次到朋友家的造访,却惹出了一个麻烦。原来这朋友家的成分也不好,在这镇上也是受管制的对象,我们到他家去的一举一动,早就被这客栈的服务员向镇上派出所报告,待我们从那朋友家回来不久,就来了一个穿着公安制服的人,来对我们进行盘问,并查验了我们的证明,好在有惊无险。真是处处荆棘,步步危机,走到哪里,都有那无形的魔咒缠附着我们,始终摆脱不开。

富禄一带山清水秀,风景迷人,经过这场虚惊,我们也无心游览,不敢滞留,匆匆的于次日早上,乘船下到古宜。古宜到柳州的班车早上就走了,又不得不在古宜呆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才回到柳州。

第一次做这冒险的生意,就这么一点粮票所赚的钱,扣除三个人来回的车票等花费,也就所剩无几了。做这种生意,没有一个有实力的买家接手,靠这里几斤那里几斤,零零星星的找买家,这生意也就没有什么搞头了。回到柳州后,我和阿孝商量着下一步的计划。想起雷山那朋友说的那个讯息,不妨去长沙跑一转,试着去做做那纸药碣子的生意,本钱少利润高,或许可行。

 

经过这一次贵州之行一路上的风风险险,小何已经感觉到精神上的过度紧张和疲累,不想再继续和我们去担惊受怕了。只有我和阿孝不得不还要继续去冒险犯难,否则又能怎样呢?做哪样不是要冒风险?做苦工也同样要担心被抓,就是什么都不做也还是有风险的。

和阿孝到长沙跑了一转,把纸药碣子的生意路子给接上了,但是得的东西不多,装了两个行李包,也就是300来张,本钱不多,连给那中间人帮忙进货的酬金,划过两毛多一张,但那东西轻,体积庞大,不能带得太多,带多了容易在车站、车上暴露。这也是一门冒极大风险的生意,一旦被查出来,要背两个罪名,一是投机倒把,二是带危险品上车。两项都是大罪名。过后想起确实有点后怕,这是易燃易爆物品,一旦不小心,行李包在车上受挤压磨擦,就很容易起火爆炸,后果不堪设想。

和阿孝总算顺利的从长沙回到柳州,又从柳州到雷山把货销完,回到柳州,把阿孝的本钱扣除,赚得的利润所剩无几,衡量了利害得失,阿孝担心一旦有不测,后果实在可怕,他就不愿继续做这门生意了,但眼下又找不到什么事好做,我又陷入了彷徨之中。

在彷徨中,我又不得不象过去一样的怀着希冀的心情,漫无目的的成天在街上瞎转悠。命运就是这样捉弄人,在你近乎绝望的时候,它又会给你一点新的希望,还是阿孝那句话:“一个希望破灭了,新的希望又在孕育着。”

在我无所事事的浪迹街头的时候,不想却意外的与建陆不期而遇。在相互询问彼此的近况时,我把去长沙的事跟他说了,我跟他说这事时,并没有意思想要邀他来参与,因为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个老实人,缺乏冒险精神,我也不想把他拖下水,他的家庭现状并没有象我的那么恶劣。但是他听了这事后,却产生了兴趣,进一步的向我盘问着,我就仔细的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他。他说他自己出来做工时攒了230元钱,可以和我去闯一次。我把这事的风险告诉了他,并说去长沙不一定能进得货,也很难保证能赚钱。他说赚钱与否没有关系,就算去玩一趟。

于是,我就和建陆再次重返长沙。正象我事先对他说的一样,到了长沙后,找到原来帮我们进货的人,他却说已经没有办法进得到货了,他的答复宣布了我们这次的长沙之行只能是白来玩一转了。

两个人来回长沙花费了建陆一百多元。我真有点过意不去,但他倒并不在意。我们的这一趟旅行,虽然没有收获,但心情却是舒畅的,因为在这次旅途中,我们遇上了两件值得记忆的事情。

到长沙的目的无法实现,我们也就无心游玩了,决定立即乘车返回。在长沙站候车时,在候车室里,我们意外的遇见了“文革”时期的驻柳部队55军的一名军官。他因听到我们说柳州话,而主动地来与我们打招呼,并自我介绍是55军的。听说他是55军的,不由的使我们产生了一股亲切感,不由的产生了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感动。当年我们虽然没有和55军有过直接的接触,但是从当时的情势看出,我们一派确实得到过55军的支持,特别孙凤章军长,曾明确表态过支持我们。所以,在我们的心里一直保持着一种感恩的情感。在我们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也曾幻想过55军能主持正义,振臂一呼,拔刀相助,挽救我们于屠刀之下,我们这些刀下余生的人,定当舍命相随。但是胳臂拗不过大腿,区区一军之长,又岂能“蚍蜉撼树”扭转得了政治形势。

我们以尊崇的态度向那军官询问起孙军长之后的遭遇时,他心情沉重的说道:“我们55军因支左犯了错误后,被调到韶关去了,孙军长也被调离了!”至于孙军长最后的境况如何,他或是不便言说,或是真的不知就里。但看得出,他在与我们的交谈中,表现出了对自己部队首长的尊敬和惋惜,和对我们的同情和无奈。他对我们的态度,给了我心中一丝人性的温暖和安慰。这一点也算是我这次长沙之行的精神收获吧。所以在返程的一路上,我们的心情是舒畅的。

我们与那军官告别后,登上回柳州的列车。第二天上午,列车在兴安车站停车,上来一位与我们年龄相仿的女青年。见我们旁边空着座位,就以桂林腔很礼貌的问我们可以让她坐下吗?我们见她穿着虽不华丽,但却洁静整齐;她容貌虽不显妩媚却也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的五官端正,线条分明;见她面带笑容,却不失稳重。我们便也礼貌地热情的招呼她道:“坐吧!”由于彼此的彬彬有礼,相互印象不错,待她坐下后,就很自然的相互攀谈起来。我们经过一个晚上的夜间行车,正从半睡半醒,昏昏糊糊中醒来,难免感到旅途的寂寞,乍在身边坐下一个开朗健谈、印象不错的异性旅伴,就像是注射了一针兴奋剂一样来了精神,于是睡意顿消,精神振奋起来了。在彼此询问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之后,便天南地北的神侃起来,彼此话也投机,聊的内容也就越来越宽。在一问一答间,看得出她还是很诚恳坦白的没有编造之嫌。其实所谓的诚实坦白,那只是她对于我们而言。而我们,特别是我,当然不可能对她坦白我的身世现状。又不想拂逆她的诚意,只能采取尽量回避的顾左右而言他的把话题引开。我有意的把她的问题引向建陆,由建陆来与她应付。建陆平时话语率直很少幽默,在这种话语投机的情境下,却也显得话锋犀利,滔滔不绝,应对得当。在谈兴正浓时,列车快到永福站,是她该下车的地方了,彼此都感到心中忽然间生出一丝无奈的,依依不舍的情感。只见她已在开始收拾行李,这时建陆却以一种似是调侃又是认真的表情,且略带腼腆的对她说:“干脆一起到柳州去玩一下再回来吧?”我不无惊讶于他哪来的这股勇气,并拭目以待于她应变和处置的能力。只见她略面带红晕的从容应道:“对不起!这次没有时间也没有思想准备,如果你们能把你们的地址留给我,有机会去柳州的话,我一定去拜访你们!”真令人钦佩的应变能力,这无异于她对我们的内心表白,认可了我们这萍水想逢的朋友。

面对她的要求我们受宠若惊,我推建陆给她留了地址、姓名。因为建六还可以给她真实的姓名和可以通信的地址。而我则已经连真实姓名都不敢对她讲的,刚才她问到我们的姓名时,建陆是讲了真姓名的,而我则以名为姓的告诉她我姓“文”,名字却略之不说。无巧不成书,当我看到她留给建陆的地址姓名后,她居然姓“文”,竟是与我“同”姓了。怪不得刚才她听说我姓“文”时,却笑而不言,也不直接告诉我们她姓什么,这其中居然存在着巧合。在她心中的巧合是与我的同姓,而我觉得的巧合则是我编的假姓竟与她的真姓相同。

她从车上下到站台上,她没有直接出站,而是回头面向车窗里的我们,不无依恋的一再向我们告别,直到看着我们的列车渐离渐远,建陆更是真情毕露的把头伸出窗外,频频摇手示意。

后来,我鼓励建陆按她的地址给她写了一封信。不知建陆的信怎么写的,据说她给建陆回了封信,内容如何建陆没有对我讲,只说她在信中让建陆代她向我问好。建陆说她在信末特别附上一句:“请代我向小文问好!”。

这不过是我流浪生活中的一个小小插曲。在寂寞的旅途中,这是我几年来难得的人性的真实与温暖。但我却不得不将自我隐去,与一个萍水相逢而一面之识的异性相述甚欢,聊以尝试一下扭曲的情感的碰撞,去寻求苦涩人生的精神慰藉。为亲身体悟人性真实的情感需求,而不得不将真实的自我裹挟于人为编织的外衣之中,去获取自欺欺人的“欢悦”。每每想起,自觉悲苦满怀。因故填得一曲词:《江城子。伤离别》相逢话短意难明,怨身轻,似浮萍。各自飘零,低首痛离情。梦里相思空涕泣,心念念,泪盈盈。依稀别梦恨无凭,雾蒙蒙,雨溟溟。望断流萤,独抱断弦琴。怅惘心头徒有恨,枯寂寂,月如冰。

(六)

从长沙回来后,和建陆只能又各自西东。而我却又要为下一步的路如何走而陷入渺茫,只有又到劳动路阿荣他妹妹家寻问阿孝的下落。见到阿孝,他说听朋友讲,贵阳的红片糖黑市价可以卖二元多一斤,我们想办法搞一批红片糖去贵阳试试,顺便探探有其他什么门路可走。

当时柳州一带郊区都种有甘蔗,生产队到收甘蔗时都用土办法榨糖,熬糖时还可以用糖泡熬酒。所以到生产队的榨坊买糖,每斤就七到九角钱,一般不会超过一元一斤。于是我们亲自到静兰村一带的生产队的榨坊,以九角钱一斤的价格,买了一百四十斤。每人负责七十斤,各用一个行李包和一个纸箱装好。装包时必须作好伪装,以防进站上车时被市管会的人查获。

当时在汽车站、火车站都有市管会的检查站,专门对进站上车或下车出站的旅客行李进行检查。在旅途中的车上,也有随车的市管会检查人员或乘警,随时对可疑物品进行检查。一经查出携带的是农副土特产品,就会连人带物一起扣押,到市管会处理。好在做这种土特产品的倒买倒卖,比倒卖粮票的罪名轻,只没收东西,一般的人都放了。

我们两人各提着一个行李包,一个纸盒箱,不敢提前进站候车,等到开始检票进站上车时,才混进检票的旅客队伍中,且要等到旅客快检完票时进站,避免在候车室里呆的时间过长,会被市管人员或站务员来盘问和检查行李。因为火车站有规定,旅客携带上车的物品不得超过20公斤,只要被站务员怀疑你的行李超重,就会受到盘问和检查。只要被检查出是违禁的物品,投机倒把的罪名就摆不脱了。所以在进站检票时,为了不让在检票口的检查员产生怀疑,两个人必须分开走,提着或背着行李还要尽可能表现得轻松自如。上车后也不能坐在一处,以免在车上行李摆在一处会引起怀疑,出事时就全军覆没。一路上提心吊胆的,好在这趟列车从柳州出站后不久就进入夜间行车,到第二天下午一点多就到贵阳。

到站下车出站又是一道难过的关。在每一个车站的出站口都有检查站,检查车票,检查行李超重,检查违禁品。当时贵阳的副食品供应比柳州紧张得多,从贵阳到柳州的每一趟列车,乘务员都从柳州带东西。或是自己食用,或是帮朋友、亲戚带,或是乘机带回来在熟人朋友中倒卖赚点外快。所以市管会对这趟列车特别注意。但是,乘务员出车带东西回来也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有些市管部门的人员也有托他们帮带的,所以他们对乘务员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且车站有专供乘务员进出的专用通道,可以规避检查。

我们下车时,看到车站戴红袖章的市管员在站台上来回梭巡,气氛颇为紧张。我们在情急之下,看见那些乘务员有一个专用的出站通道,是市管员不管的地方。于是我们灵机一动,就混在乘务员中,跟着他们从专用通道中出站。也有不少与我们类似情况的,听他们说的话,都是本市人,且大概都是与乘务员有一定关系的人员,都以这种方式出站。我们混在其中,大概由于乘务员之间彼此心照不宣,都认为是对方的朋友,也就无人过问了。

我们混出站后,就找个人力车直奔市中心的小十字而去,到杂货店花几块钱买了一杆称,在小十字附近,阿孝在巷子里拐角处看着东西,我就一个人提着一包糖,摆卖起来,我们只卖2元一斤,没多久就卖光了一个行李包的糖。还有人等着买,我又去提来一包,不久也卖光了。我正想再去拿来,却有一个阿姨好心的提醒我说:“你不要老是在一个地方卖了,待一下市管会的人来上班了,会出事的”。我想想倒也是,像我这样在大街边就大明摆白的,搞起了黑市买卖,市管会是不可能不管的。刚才可能是因为他们下班回家吃饭,让我平安无事的卖了两包,如果再在这里卖,可能真的会出事。我以感激的心情向那位好心的阿姨表示谢意。我们决定换个地方,按那个阿姨的指点,提着东西沿着小十字到上面的老东门一带去卖。

我们在当天就卖完了一百四十斤糖,算了一下账,除去成本和车票及其他费用,还能赚五六十元,心里还满高兴的。我们正收拾东西准备去找地方住一个晚上,却有一个和阿孝一般年纪,自称姓汪的青年人,来和我们搭讪,问我们是哪里来的,并说他一直在不远处看着我们做生意,还不错,但就是这生意太笨重了,一次也拿不了多少,除去费用,赚的就不多了,而且很容易出事。他听说我们是广西的,就说,你们老广还是很会做生意的,而且也有蛮多东西可以拿到贵阳来赚钱。他还说,柳州我去过,我见过你们那里的商店里有宝塔糖(小儿驱蛔药)摆着卖,贵阳这里是没有卖的,黑市里有卖,一颗就卖一角多,你们那里卖二三分钱一颗,一颗可以赚一角左右,带一千颗才十来斤,就比你们搞这种红糖轻松多了。我们听他这么一说,觉得确实是好生意,就说这生意是可以做,但我们没有销路。他说你们只管拿来,我帮你们找朋友销。

我们和他一拍即合,庆幸找到了一条好的生意路子,算是这一次来贵阳的最大收获,我们高兴不已。他还好心的邀我们到他在中山西路一带的菜市场路的家里,招待我们在他家里住了一晚上,他家里就他们俩兄弟。他嘱咐我们下次来时,就住到他家里。

第二天下午两点多,我们乘上404次列车于次日回到柳州。这次来回就四天时间。

回到柳州后,我们就积极的采购宝塔糖。宝塔糖在小杂货店都有卖,一般都是当药又当糖的几颗几颗的卖,那时没有水果糖卖,农村人走亲戚,也有一些人,就地在供销社买三两颗宝塔糖当水果糖,作为给小孩的见面礼。但是农村供销社有规定一次只能买几颗,城市里就没有那么严格,所以我们还能分开到一个商店一次买一包(一包装一百颗),买得两三包就拿回阿建家里放,再出去买。

两天时间,我们把柳南一带所有的小商店都买遍了,我们各人才买了十五包。但是这两天总拿着东西频繁的进出阿建家,已经引起街道上的怀疑,好在阿建他家成分好,他妈与街坊邻居关系也好,就有人向他妈提醒说,有街委会的人怀疑我们是偷东西的,阿建就告戒我们停止,不能再这样继续往家里搬东西了,以免出事。我们也基本上买够了,又正好遇着阿孝的朋友阿荣从拉堡来,就赶忙的收拾东西离开阿建家,跟阿荣一起拿到他妹妹在柳北的劳动路家里,他妹夫家是菜农,是军属,不容易被怀疑。

这次阿荣出来找阿孝,是阿孝家里托他来的,叫阿孝回家一趟,所以这次阿孝不能去贵阳了,就由阿荣跟我一起去。

我和阿荣一路顺风的到了贵阳,如约到菜市场路的小汪家落脚。本想这一次能顺顺利利的做成这桩生意,但却不曾想到,这一次竟然是一次灾难之旅。

小汪一家是从贵阳被疏散下农村落户的,两兄弟受不了农村的苦,就跑回贵阳来,当时叫倒流城市。平时也找不到什么生活的出路,就瞎混日子,其实他所讲的宝塔糖的生意也只是偶尔见到有人在做,他根本就没有什么路子,也不懂行情,当他拿着我们带来的宝塔糖出去找人推销时,也是去瞎闯乱问的,结果却闯到了便衣市管员的手里,被抓了起来,追问起东西的来源,经不起“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一吓,就带着市管会的人回到家里来,把我们连人带物的一起带到市管会。

我和阿荣两个人到市管会里被分开一审,就什么也瞒不住了,就只能一五一十的都如实说了。搜身时,从我的身上搜出了一张证明,由于事先和阿荣也没有沟通,为了不致于把阿荣牵进来,也只能承认是假的,且全部都揽在我自己身上,承认是我自己伪造的。伪造公章就不只是投机倒把的事了,已经上升为政治问题了。于是当天就把我们俩人交到派出所,把材料整理好,又由派出所立即转送到了太慈桥的收容所里去。

收容所里人满为患,什么人都有,有文革武斗期间遗留下来的带有政治问题的;有从单位送来的现行政治嫌疑待查人员;有投机倒把份子;有小偷扒手;有流氓斗殴、卖淫嫖娼的;还有下乡插队倒流城市查户口时被抓来的;有从农村出来的盲流等等形形色色的人员。有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大多数都是衣衫褴褛,邋邋遢遢,面容憔悴。只有极少刚进来的,略显衣着整洁有点儿人样的。这些人来自全国各地、四面八方。

我进收容所也不是第一次了,在“文革”武斗逃难时,就辗转进出过许多地方的收容所,对收容所的生活有过经历有过见识,当初决定离家出来流浪时,也曾有过要进收容所的思想准备,所以就比较容易的适应这种生活,很快的就在里面认识结交一些志趣相投的朋友。如家在贵阳本市中山路的小吴,在这些熙熙攘攘的、身份杂陈的人中,显得仪表庄重、卓尔不群。我们刚进去时的穿着和仪表,自然比原来在里面的人们显得干净整齐,显得与众不同,所以许多人都抱着一种新奇的心理来接近我们,围着我们问长问短,他却只在一旁不惊不喜的冷眼旁观。他看着我们与周围众多的人应对如流,并无惊惶失措和消沉沮丧之态,便在心中渐生好感,在我们应对完围观而好奇的人们之后,并主动的向他投去友善的示意时,他也向我们报以和善的回应,并热情邀请我们坐到他的旁边,和我们攀谈起来。在攀谈中我们都相互的作了一些自我的介绍,从而知道,他是因为一些话语和文字上的莫须有的政治罪名,被单位送进来的。他将面临着被单位开除的后果。而我向他介绍的只能是我们这一次被抓进来的原因,至于我的身世和经历,那是我的最大的隐私,是绝不向人透漏半点真情的。这一点,成为我愧对所有贵阳的,曾经给过我许许多多帮助的朋友的心结。

我认识了小吴,事实上也就算是打开了我之后几年在贵阳获得生存的空间之门。之后,在我从收容所出来,重返贵阳时,他也已从收容所释放回家,我按着在收容所里他留给的地址,找到他家,他热情的接待了我,并介绍我认识了很多他的原来的朋友。他的那些朋友都是有单位的人,他们都曾经给过我许多无私的帮助。特别是赵永祥、赵永清两弟兄,被我当作终身的朋友,但是至今他们却并不知道我真实的身份和经历。其实他们也能从我的谈吐行止中猜出几分的,他们只是因为我没有主动向他们吐露,为了不至于让我尴尬而一直没有向我询问。

这次贵阳的落难,不曾想到,竟然成为我能在贵阳浪迹了几年,度过我一生中自认为如黎明前般黑暗而渺茫的岁月。并且也是在这个城市里,迎来了重生的曙光。见证了“四人帮”垮台时的群情振奋和欢欣鼓舞。在这座城市里,我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人生的酸甜苦辣,也深刻体会了人性的善良和美好,体会了人世间刻骨铭心的友情和爱情。

在收容所里,我还认识了有几乎相同命运的,从贵州思南县出来流浪的小邝;还有上海的小俞。小俞的朋友是在贵州插队落户的知青,他和朋友一起从上海来玩,顺便带一些全国粮票到贵阳来卖,以图赚点路费钱,也是因为没有门道而落入圈套被抓进来的,所以也就志趣相投,有了共同的语言,并且也希冀于今后如有机会,能在生意上有所合作。之后,和小俞的关系一直保持了许多年,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始终也没有机会合作。但是彼此间却结下相知相识的友情。之后多次差旅途经上海时,都能相约而重聚述谈。这些都是以后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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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贵阳收容所里呆了近一个月,被遣送回柳州。自一九六八年武斗逃亡时,在宁夏银川被抓进收容所,那是第一次进的收容所。从宁夏银川押送回来的一路上,经过河南三门峡收容所,作短暂停留,那是我进的第二个收容所;到湖北武汉收容所关了几天,那是第三个收容所;从武汉回到柳州后,进到柳州八中收容所,就已经是第四个收容所了。这一次进贵阳收容所就是第五次进收容所了。从贵阳回到柳州收容所只呆了不到一天,当天下午就被送回柳江县收容所。柳江县收容所是我进的第六个收容所。所长“刘胡子”倒是个好人,从来也没有对我吹胡子瞪眼的为难过我。所里的工作人员中,一个很受所长器重的,姓覃的复员军人,从我的档案材料中知道我的情况,曾对我抱以同情,并特别地对我客气和照顾。后来不知何故,他竟也落泊成为流浪者。后来他用单车从农村贩鸡到柳州卖,我在柳州谷埠街见到他时,还曾如故人重逢似的,惺惺相惜,相述甚欢。他表示愿意跟我一起闯,我对他的境遇深表同情和惋惜,但我自身难保,随时都处在危机之中,我不忍心让他来和我承受这种无期无望的风险。

回到县收容所里不久,因为所有的事,都由我一个人担承了,阿荣没有什么严重的罪名值得追究的,就放他回了家。他家就在离收容所不到一里路的思贤村里。他回家后还带了一餐好饭菜来看我。我自己心中在思忖着,伪造公章不是小罪名,可能不会多久,就要转到监狱里或者劳改农场,就是不知要判多少年了,我已经做好了这方面的思想准备,也就无所顾虑的在收容所里安心的等着。不到一个月,所里一个姓韦的民兵来把门打开,叫我捡好东西,出到院子里,叫我跪下,就用一根麻绳把我绑了,背着一杆枪押着我就走,我问他要去哪里?他故作严肃的扳着脸说,到了你就知道了。我心中猜着可能是转到看守所去了,但他却叫我往汽车站走去,一直到上了往三都去的班车,我才意识到要把我送回公社去。

在车上我一路思忖着:我这次所犯的罪名,可算非同寻常,没有给我判刑劳改,却把我往家里送,这是我始料未及的感到庆幸。然而,我又不禁转念一想,我没有理由这么幸运的,轻易地就这样不受责罚的逃过这一关。即使就这样把我放回家,对我来说,也并不是什么好事。这样一来,我就不得不又要回到我原来所千方百计要逃离的,那个充满着辛酸苦难的家。又要回到那个令人难以承受的,非人的生存环境中。或许会给我戴上个“四类分子”帽子,整天面对着的将是非人的歧视,将又要承受着一级一级的“群众专政”的严酷管制,以及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饥饿和贫穷。那样的生活将更是暗无天日的,倒还不如判刑劳改,在农场里还有个制度、法律,还有定量的口粮伙食,面对着的都是相同命运、身份和处境的人,没有相互的歧视和嘲笑。

然而事情发展的传奇性,却更是让我料想不到。回到公社后,在公社里等着大队的人来领,然而,等了两个钟头,大队的人却迟迟没有来,最后公社就把我仍然交由送我回来的民兵,押着我到车站等车回县里。

等在公社里的这段时间里,我没有见到蜗居在家,已经两年多不见的困苦年迈的老父老母。我思念他们,但我又极力地不想让他们知道我出了事,免得他们着急担心。所以我在县收容所时就一直没有托人带消息给他们。我回到公社,他们也不得而知,所以,也就没有人给我送饭。从早上至今,我滴水未沾,饥肠辘辘,在车站等车时,我的身上一直都绑着绳子,面对着过往的生人或熟人们迷惑的眼光,我的感觉是麻木的,无所谓什么羞耻和畏惧。好在车子还没有来时,可能是有路过车站看见我的人,回到街上告诉了大表姐,大表姐急急忙忙的赶了来,给我打来了一碗米粉,求那押送的人松了点绳子,让我吃了下去,饥肠辘辘的肚子终于得到一点补充,就没原来那么难受了。吃完粉,班车也来了,把碗递给表姐,就被那民兵搡着上了车,连跟表姐道一声别的机会都没有。刚刚忙着吃粉,也没有机会跟表姐说上几句话,再者,那押送的民兵也不让说,所以表姐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被押着回来,又押着回县里去。

回到收容所时,正好赶上开饭,收容所里的规矩是,进出收容所的人犯,如果错过开饭的时间,就只得挨饿,要等到下一餐才能有饭吃。我在心中庆幸自己运气不错,总算能赶上一顿晚餐。尽管那一罐不到四两米的蒸饭,下到肚子里几乎是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如果少吃了一餐,肚子就会觉得,有一股空空如也的灼热感。

回到收容所里,忐忑的心反而平静下来,原来所担心的不堪结局,终于得以避免。至于其他结果就都不是那么可怕了。那天晚上睡了一个出事以来所没有过的好觉。

第二天上午,所长来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把我为什么又回到收容所来的原因告诉了我,并责备我为什么之前不把我出去上门的情况交待清楚。他说,你已经把户口转出去了,原籍就没有了你的户口,人家当然就可以不认你了。我在心中庆幸我当时把户口转出来的决定是多么的高明、正确。

所长找我谈话后,对如何处理我的问题不置可否,最后只是说,你就这样在这里先呆着吧。我的心中又泛着不安,我担心我原来所在的大队会突然改变主意,同意重新接收我,那将是我新的灾难的开始,我之前的所有努力将前功尽弃,我宁可在这收容所里长期呆着。

我又在收容所里呆了近一个月,像我这样没有户口的情况,收容所从来也没有遇到过,他们曾试图说服我原来户口所在地重新接纳我。但是,我原来所在的大队拒不接纳。按当时的户籍管理制度规定,他们拒绝接纳我的理由很充分。再则,他们认为我没有了户口,就是对我最好的惩罚。确实如此,在当时的户籍管理制度下,我没有了户口,就没有合法的身份,就是真正的黑人黑户,甚至没有权利回自己原来的家。他们有理由在任何地方,把我当流窜犯抓起来,还是要送到收容所去。总之,没有户口,就丧失了做人的所有权利,尽管这些“权利”也无所谓权利,但至少有个合法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之地。并且还有一份尽管维持不了温饱的口粮和布票,以及还有可以争取得到人性本能的并不幸福的婚姻。而我就此什么都没有了。

收容所在无所适从的情况下,不愿意长期的关着我,而且也没这份口粮长期养着我,就只好在快到一九七三年元旦时放了我,说是由我自己出去处理我自己的问题。

在贵阳的不慎而被收容,几经牢狱磨难,几度辗转周折,收容所最后也不了了之的竟把我给放了出来。对于我来说,这段经历,这样的结局岂不正合了“塞翁失马”的典故?尽管今后的人生道路极其渺茫,但我却获得了相对的自由,这样的自由正是我梦寐以求的。我原来还担心在柳州来去时碰着家乡的民兵之类的人,会被抓回去,这样一来反倒没有了这份顾忌和耽忧,柳州便成为了我没有家的家乡。

(未完待续)